去年11月，中天通讯轰然倒塌，作为手机行业民营资本大佬的忽然蒸发内幕在日前层层揭开。原来中天通讯的坍塌竟然和手机牌照密切相关，中天的倒塌揭露出当年手机企业如何依靠垄断的牌照制度牟取暴利到最后牌照制度取消后“山寨林立”，最后崩溃的内幕。

　　中天通讯的崛起之初的主要业务是OEM，根据中天通讯官方网站的介绍，改公司当初主要集中于中国南部的手机市场。公司有4条组装线，根据每款手机工艺的不同，每条生产线每小时可生产80到120台手机，年生产能力达60万到90万台。

　　2004年，国家将手机牌照的审批制度改为核准制度，2005年，中天通讯获得了原信产部颁发的GSM手机生产牌照。

　　业内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在当时，手机牌照属于稀缺资源，中天通讯获得牌照后就开始卖标(卖手机牌照给其他的无牌厂商贴牌)”。

　　原中天通讯高管估计：“2006年，中天通讯估计卖了超过100万张牌照。”由此推算，中天通讯一年仅卖牌的收入就超过3000万人民币。而根据中天通讯2006年度财务报表，其手机销售的净利润为 2600万人民币。

　　让中天通讯快速聚集财富的“卖牌”，当市场趋于饱和后，贴牌机与自有品牌机并存，无异于双手互搏。甚至这种互搏下，中天自己的手机还无法和贴牌自己的其他手机竞争，无疑是绝佳的讽刺，卖牌就是中天的鸦片，好吃但伤身。从2007年底，公司的手机生产几乎陷入停滞。

　　作为中天通讯重要收入来源，“卖牌”买卖开始大打折扣。到2007年，贴一张中天通讯的牌也就10块钱左右。2007年10月，手机牌照制最终取消。蜂拥而入的竞争者令市场竞争陡然加剧，这给中天通讯手机带来了较大的市场压力。牌照制的取消，让“卖牌”价格进一步跳水。到2007年底，中天通讯一个牌也就2到3块钱了。

　　2008年之后，中天通讯便开始停发员工工资。到11月7日，管理层“人间蒸发”，公司业务彻底停滞。

　　探寻中天的起价，不能不谈其老板——黄朝晖，黄朝晖是与侨兴集团董事长吴瑞林、天时达集团蔡清楚、宝捷讯的董事长黄子良同一家族，业内素有“中国最大的手机家族”之称。蔡清楚跟吴瑞林是亲兄弟，黄朝晖的母亲是蔡清楚(蔡清楚原姓吴，名清楚)和吴瑞林兄弟的姐姐。2003年，黄朝晖开始进入市场。

　　从中天的成长到倒塌，不难看出，牌照制在其中取得关键性作用，通过卖牌，中天获得了惊人的收入，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天通讯实际上是2004年核准制之后才获得的牌照，当时已经新增10多家到30多家企业陆续获得牌照，牌照已经不再稀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2004年前发放给包括托普、波导等特别背景的民间资本以及10余家国有企业的牌照是如何的稀缺，正是2004年前的罪恶的牌照制人为的制造了2003年前的“国产手机”繁荣，获得牌照的10多家企业要么卖牌牟取暴利，要么通过劣质的手机坑害消费者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2004年开始，某些利益集团代表借口的保护“民族工业”而维护垄断的罪恶的手机牌照制终于被废除，联发科敏锐的认识到，一旦牌照制废除，民间资本可以更容易的进入这一长期依靠暴利掩盖自己腐朽的某些“国有企业”或者特殊背景民间资本控制市场，因此迅速推出了整合解决方案，在联发科方案下，过去那些被某些利益集团作为某些自己利益工具的“国有企业”纷纷崩跨，2004年前获得牌照的10多家企业基本全部退出市场，昔日大佬如TCL、波导、联想、夏新等虽然品牌残存，但是大多已经剥离出自己上市公司甚至转卖他人，昔日在某些人主宰的“国产手机”惨淡收场。

　　今天，我们回顾这场从上世纪90年代末某些人鼓励发展的“国产手机”的“崛起”到目前被所谓“山寨机”全面击溃而惨淡收场，一个又一个权贵资本不断倒下，我们看到的是社会不断的进步，终于会有一天，我们可以自豪的说我们就是“中国”。

本文地址:http://www.cnonline.org/2009/article/11118.html